职业打假,是打假还是敲诈

近日,一名职业打假人购买了15辆超标小鸟电动自行车,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,向法院起诉要求“退一赔三”。

法院根据新国标认定案情属实,判令小鸟公司“退一赔三”,赔付18万。

这件案子尘埃落定,网友们对本案的反应却引出了另一个话题:

职业打假人借打假获利,甚至衍生为一个产业...

这到底是打假,还是敲诈?


假货横行,职业打假人如鱼得水


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‘中国造’不仅是廉价的标志,更是山寨和假货的代名词。

假货横行,消费者利益频频受损,致使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诞生。

紧接着,打假者也应运而生。

1995年3月,22岁的王海以两副价值22元的假索尼耳机获得了800元的赔偿,成为第一个‘职业打假人’,也开启了中国人的‘职业打假’之路。

一夜之间,全国各地“王海”不约而同地杀向商场:广州的张磊落、南京的吴胜、石家庄的郭振清、福建的邱建东……

但这个时期的打假还没发展成一种产业,直到‘假一赔十’的出现。

《食品安全法》让打假人走上巅峰


《食品安全法》假一赔十规定的出台,让“职业打假”产业化。

同时,另一条判例的出台,让打假人们拿到了尚方宝剑:

2014年1月9日,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,明确“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,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,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,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”。

这被视为“知假买假”受到保护,职业打假人拿到了“尚方宝剑”。

左手拿着‘假一赔十’,右手举着‘知假买假受保护’,职业打假人的业务,越做越大。以打假为生的“狼王”段某,2017年仅汽车打假一项就入项五百多万,涉及汽车玻璃、柴油发动机、二手车等多个汽车相关领域的打假维权案件。

而他,只是无数打假人的其中一位。

以王海为例,在职业打假的高峰期,王海手下一度达到200人以上,2015年全年收入就超过500万元。

根据联商网数据:2014年至2017年,全国法院审理的职业打假人案件从94件激增到2777件。

顶峰过后,就是衰落。


政策变迁 职业打假走向没落


近年来,职业打假人的胜率仍有60-70%,但职业打假人的收益却在不断降低。

聪明的法官们,以‘不构成欺诈’为由,让打假人无利可图。

现在,如果某人购买某种涉及虚假宣传的产品,起诉商家欺诈并获赔,之后再次大量购买该产品并起诉,则可能会被法官认定“考虑到之前的判决,这种商品已经不会对你构成欺诈了”而败诉。

2017年8月底,杭州互联网法院首次对职业打假人的概念进行界定:职业打假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,知假买假并向生产者、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自然人、法人及其他组织。同时明确,‘职业打假’属于非消费需要的牟利性行为,职业打假人不属于《消法》中的消费者。

职业打假人的‘尚方宝剑’,开始失效。


新规出台 告别‘打假牟利’


2019年初,视觉中国事件,为所有人展示了过度维权的危害。

当维权成了公开牟利的手段,治理过当维权迫在眉睫。

视觉中国如此,打假人也是如此。

为治理‘职业打假人’,5月10日,市场监管总局新规规定:不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投诉将不予受理。

这成为射向职业打假人的致命一箭。

《办法》出台后,打假人们赖以为生的打假方式将成为过去,但打假行业暂时还不会消失。

只是,‘职业打假人’这个职业,将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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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话说: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

职业打假人之所以会成为产业,是因为这些产业本身就有问题。

以小鸟事件为例:涉事车辆规格基本上是电动摩托车;而抱有侥幸心理的车企以电动自行车规格申报该车型,又保留了超速装置,才导致了打假人找上门来。

而在电动自行车产业,新国标严苛的速度和重量限制,让企业‘被迫造假’成为常态。

只要双方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,打假人们就依然可以借此牟利。

毕竟,法律可以限制打假人维权,却不能限制职业打假人代理消费者群体,以购车者们的名义打假。